已有研究显示，对不少城市青少年来说，“网吧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社会场域，它不仅是重要的休闲娱乐和交往互动场域，而且已成为青少年获得情感满足和成就满足的重要场域”⑤。另有研究显示，网络对边远地区青少年的社会化有显着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偏负面，“大多数青少年更愿意在网上与他人互助合作，建设健康良好的网络环境”①。长期以来，成人社会往往把网吧与青少年问题联系在一起，网络成瘾就是一个长期为社会所关注的议题。在本研究中，不同个体对网络成瘾的归因给出了迥异的回答。
未成年人：问题和保护
“问题”是考察未成年人和网吧现象的关键词。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常常意味着麻烦和问题。网吧的主管单位文化部将未成年人保护作为制定网吧管理政策的主要依据，而与此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是重要的法律依据。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未成年人”也常常被替换为更为日常的表达一-“青少年”。
研究者认为“青少年”这一词汇形成于不同的历史经纬。在美国，“teenager”这一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个概念的形成与年轻人被问题化的社会过程相关联。
时至今日，在很多场合，当人们使用“青少年”这一概念时，叙述者其实不只在叙述一种社会存在，很多时候他们是有意无意地涉及一种社会问题②。研究者认为，青少年问题反映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其所属社会中难以成为合格的社会人的事实，进而需要怀疑社会本身的社会化功能，关注有关的结构系统①。就本研究采集的资料来看，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未成年人进网吧有如此严格的规定。同样，在网吧经营者看来，未成年人到网吧上网“其实问题在于大人，在家不让玩电脑，好坏一刀切，小孩自然就跑到网吧来上网了；还有一些父母自己不在意，自己随便玩游戏，影响了小孩还怪网吧”②。在实际的管理执行中，更多的时候，问题的症结并不是政策制定者、执行者首要关心的内容，执法行为本身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有研究者认为，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是成人政治的一个密谋，即“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共识并且已写入有关的法律之中，鲜有人怀疑过其合宪性与妥当性。然而，从立宪主义的角度来看，“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存在违宪之虞：一方面，这一立法的理由不能满足限制未成年人精神自由或人格权的合宪性要求；另一方面，从手段上看，这一规定又显多余，它不具备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必要性条件。就“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而言，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只是一个借口，其真正的目的则是为了实现成人政治社会转嫁自身责任并对未成年人达成强制，要求未成年人依前者设定方式成长的一种图谋。
另一个悖论性现象是当事人和过来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本次调查大部分的访谈对象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他们几乎都在未成年时期就开始进入网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用自己的经历验证了有关网吧和未成年人问题的种种假设。
作为过来人，漯河的网吧常客小谢很反感未成年人来网吧上网，“因为网吧很容易让小孩们玩物丧志，也很容易让他们接触到一些未成年人不应该接触的东西，像哈韩、哈日这些非主流文化，以前还有黄色和暴力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危害。小谢特别批评了哈韩、哈日的现象，他说：“我们还是应该保护和提倡本土文化的东西，像我们父辈那样对本地的历史地理都很熟悉，哈都能跟你说个一二三出来，这些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网吧对初中生来说“还是不太安全，一是家长可能随时来速他们；二是遇到地痞流氓，他们还是吃亏”。
在上海的网吧常客小陈看来，一味抵制未成年人上网是不现实的，但是他的态度也很明确，“场所是一方面，关键还是它的内容，网吧肯定不能让未成年人进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内容，要健康一点的东西”。
尽管不少访谈对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未成年人上网对他们的成长影响不大，但类似小谢这样坚决的反对态度依然普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谢的表态是他进入成年人领域的象征，以保护为名仍然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在他们看来，未成年人进网吧更致命的危害是一种被称为“网络成瘾”的病。
已有经验研究也显示出这种认知和态度上的差异。例如沈黎对青少年与家长对网吧及网络使用态度的比较研究：家长普遍并不了解青少年在网上及网吧的活动，家长认为青少年去网吧的主要原因是贪玩和网吧中的自由感，受访的大部分家长对于孩子的行为动机缺乏了解，却自以为十分了解，对于孩子在家里有上网条件的情况下去网吧的原因没有足够多的关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家长和孩子交流并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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